編譯｜沈秋月

(資料圖片)

參加一場國際學術會議要跑多少個部門、填多少張表？不少國內青椒和研究生都曾經歷過“九九八十一難”，最終還不一定能達成目標。

來自挪威奧斯陸大學和莫迪姆巴德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雙學位博士生Omid V. Ebrahimi，在近期也遇到了同樣的煩惱。他想申請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在反復填寫詳細信息、預約額外面試、甚至多交了比申請相同會議的同事好幾倍的費用后，Ebrahimi還是因為簽證被拒沒能成行。

沮喪之余，Ebrahimi寫下了這次的經歷并發(fā)表在Science上。以下是他的故事：

我掛斷了電話，試圖接受這個消息。

我一直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畢竟這個國家?guī)缀跏撬腥蚩茖W會議的主辦國。在過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為獲得簽證而四處奔波。這個過程實在太漫長，以至于我已經錯過了這個國家主辦的前兩個會議。

直到這通來自大使館的電話前，我都一直希望能夠參加第三個學術會議。在不同國家的接線員之間轉機后，我被告知基本上無法及時獲得簽證。（我不會說出這個國家的名字，因為我仍然希望去那里旅行。）

我失去了這個夢寐以求、與學術同行交流的機會，原因是我的出生地。

出生地成了“原罪”？

作為一個經歷著大流行“隔離”情況的博士生，提交的3個線下會議的參會申請能夠被接受，讓我十分激動。我尤其期待充滿面對面互動的“典型”學術之旅。隨著第一次會議的臨近，我和我的同事——都是挪威公民，隸屬于挪威的機構——開始了我們的簽證申請。

我的同事是土生土長的挪威人。他很快完成了申請并支付了20美元的費用，簽證要求也被免除了。訂好行程和住宿后，他們已經整裝待發(fā)。

我出生在伊朗，我的經歷截然不同。我花了幾個小時在同一個申請網站上回答奇怪的問題，并支付了8倍的費用，之后我被告知我需要預約一次線下的面試。當時我在荷蘭做訪問學者，當地可安排的最近一次面試時間是9個月之后——而第一場學術會議在半年后舉辦。

聽朋友說在挪威國內面試排隊比較快，但我已遞交的申請卻不能轉到挪威。我只好重新申請一遍，再次支付160美元，來到挪威的預約安排頁面——結果發(fā)現(xiàn)，最近一次可預約的面試仍然比第一場會議召開的時間晚了3個月。

我只能提醒自己，第二場會議是在我預約面試幾個月之后，我要心存希望。

大約半年后，我在大使館參加面試。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后，我的面試在幾分鐘內就結束了。我被暫時拒簽，同時他們要求我回去準備提供“額外的必要信息”。

簽證又雙叒叕被拒絕？

需要重新提交的文件繁多且耗時，但我決心堅定。然而，再次提交一個月后，我的簽證還是被拒絕，他們再次要求我提交新一輪的材料。

這一次，我被要求提供的信息包括：住過或去過的每一個地方；每次入住的日期和原因，以及我的支付方式；我使用過的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和社交媒體帳戶；我做過的工作以及其他。時間范圍是過去的15年。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盡管如此，我還是繼續(xù)努力，按照要求去做，花了數周重新收集這些信息，并付出了時間、精力和睡眠的代價。

幾周過去了，杳無音信，而第二場會議又逐漸逼近。最終，我聯(lián)系了大使館——結果得到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那通泄氣的電話，我的簽證又被拒了。

至此，我已經損失了無數的時間和一大筆錢，心力也被榨盡。而這一切，只是為了能參加一個為期僅幾天的國際學術會議。

當我們需要跨國學術交流的時候，許多出生在被排斥國家的學者都面臨著這些漫長的、往往是跨越數年的過程。這些障礙會影響我們的職業(yè)發(fā)展、未來的機會和心理健康。會議組織者需要負責解決這個問題。要真正促進包容性，會議必須在更多、更開放的國家舉辦。

至于我，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簽證最終能通過，我的職業(yè)生涯不會因已經錯失的機會而受到過度影響。

參考資料：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visa-bureaucracy-makes-scientific-conferences-inaccessible-many-researchers

標簽： 國際學術會議